动画大师卡洛斯·格兰加尔：赋予幽灵以生气

查尔斯·所罗门

粗心的观众很难发现由梦工厂制作的电脑动画片《马达加斯加》与阴森恐怖的静态动画片《蒂姆·伯顿的僵尸新娘》（该片将于下个月由华纳兄弟公司发行）之间有任何联系。前一部影片中有自大的狮子和跳街舞的斑马等造型，而后者的人物却是木偶。但真正的动画迷们却知道，正是西班牙艺术家卡洛斯·格兰加尔那同一双灵巧的手设计出了它们。格兰加尔的动画设计技术越来越被大型动画公司所看重。

尽管41岁的格兰加尔几乎还不为公众所熟知，但他却是一位在动画业界受到高度重视的艺术家。在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的时候，他就曾替迪斯尼制作过连环漫画，并曾于1989年在斯蒂芬·斯皮尔伯格设在伦敦的工作室（Amblimation studio）中工作过，参与制作过《重返侏罗纪》、《小狗波图》等卡通影片。在这个工作室关闭之后，格兰加尔来到当时新成立的梦工厂，担任动画片设计师。他在梦工厂的首部作品是1995年的《埃及王子》。

梦工厂动画制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杰弗里·卡则伯格（Jeffrey Katzenberg）对他赞不绝口：“我从来没有遇见过比格兰加尔更具漫画家气质的人。” “他琢磨的从来都是‘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动画效果？’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它看上去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涉及的目标正是动画设计师们的目标，但实际上，只有很少的人具有实现它的天赋。

最近的两年半里，格兰加尔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僵尸新娘》的制作中。这部由蒂姆·伯顿执导的作品是对维多利亚时代充满浪漫误会的爱情故事的一个戏仿，讲述了一位鱼贩之子与一位女僵尸之间的故事。

伯顿最初是在英国曼切斯特一家模型制作公司里看到格兰加尔作品的。当时他正在导演电影《火星人玩转地球》，他被格兰加尔为动画短片《假发制造者》所画的木偶画深深吸引，后来该片获得了2001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

“卡洛斯的画作令我想起我自己作画的方法，”伯顿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说。“他的画作使人觉得，你可以由此造出一批极有吸引力的人物来。”伯顿说自己“在未遇见格兰加尔之前，就感觉我和他是相通的。”

身在西班牙的格兰加尔述说起他与伯顿2003年在伦敦的初次相见，对于伯顿也评价极高。当时，伯顿递给他《僵尸新娘》的剧本，以及一沓虽松散但却很有趣的素描。“‘这些是我画的草图，’”格兰加尔记得伯顿当时是这样说的，“‘我想让你把它发展一下，把其中每个人物都深化一下。’伯顿主演的《圣诞夜惊魂》一直是我的最爱。而现在，伯顿就站在我的面前，递给我草图：‘就看你的了。’其实当时，我恨不得一枪毙了自己，因为我一看就知道，那些草图根本没有改进的可能。”

但在格兰加尔的设计得到伯顿与其合伙人，麦克·约翰逊导演的认可之后，格兰加尔与专门制作木偶的Mackinnon & Saunders公司的同事们就开始行动起来。主要人物大约18英寸高，只有芭比娃娃一半的高度。

对于人们问及他为什么选择静态动画的方式来制作这部影片，而不使用流行的电脑制作方式，伯顿回答说：“静态动画片有一种奇妙的美，它看上去有一种手工制作的味道。这是我选择它的原因。就像《木偶奇遇记》或者《科学怪人》一样，它赋予了无生气的物体以生命力。而我的乐趣就在观看屏幕形象体现出的艺术家风采。”

木偶的造型设计糅合了伯顿偏爱的哥特式风格和其他插图画家，比如爱德华·高栗、罗纳德·赛尔作品中的某些元素。

影片中的活人看起来如同幽灵一般古怪。片中那个不情愿的新郎维克多，有着《圣诞夜惊魂》中南瓜大王杰克那样的瘦骨嶙峋的长腿。但他那双表情丰富的眼睛和突出的下巴却酷似约翰尼·德普，而为之配音的恰好是约翰尼·德普。人物的造型连同配音一起，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文静温和、困惑但却特别惹人怜爱的青年形象。“他的眉毛和眼睛，还有羞涩的嘴巴令他极容易得到人们的共鸣。”格兰加尔这样说，“他那副脆弱的样子一下子就吸引了你的关注”。

关于他为《僵尸新娘》所作的一切，格兰加尔说：“我们一共制作了82个人物，尽管有些人物因为故事情节改变的缘故而没能最终上场。他们都是由简朴的构型组成的。我在这些年里学到的宝贵的一点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人物的外形必须一目了然，即使在大老远处，也要一眼认出它来。”

格兰加尔言及他与其同伴们没有对次要角色的塑造稍加松懈。“我们的目标是，每一人物都必须有自己独特有趣的造型，都能够吸引观众的关注，”他说道，“我知道，观众在根本上都是艺术家：如果你的设计很棒，人们就会产生一种不由自主的反应。”（李海  编译）

拜托，别再忽悠人了
用孩子吓人的把戏拍电影已经靠不住了

迪森·汤姆森  《华盛顿邮报》影评专栏作者

哦，拜托，别老来这套。

恐怖片《鬼水怪谈》（"Dark Water,"）中，9岁的西西（艾瑞尔·盖德饰）正一个人呆在自己的房间里，轻声哼着那天早些时候和同学一起唱的童谣。就在那时，突然之间，房间里响起了另外一个声音，一个幽灵女孩空洞的低语声，那声音同西西一起，低声吟唱了起来。整个影片瞬间急转，一首勾起人甜美回忆的童谣顷刻之间变成了一把开启恐怖世界之门的不祥钥匙。

后来知道这个女鬼娃生前是被谋杀的——只要看过两部以上的好莱坞恐怖电影，这个一定在您意料之中。

说真的，这种以童谣作为恐怖主线的把戏现在的确已经无法再让我们感到任何新意了。我们都知道，在以前的一些影片中，我们已经看过，也听过这种招数——得有三、四部都是这种类型吧？就像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实验中的狗一样，我们自己现在都知道自己应该在什么时候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了。开始的时候，某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将我们直接引向童年时代。那种模糊而又让人喜悦的回忆充满脑海，失去的童真仿佛又回到我们身上，温暖的感觉在心间萦绕荡漾。然后，一定是在这个时候，不和谐的音调适时出现：那是一个已死去的小孩的吟唱。猛然间，所有令人眷恋的联想顷刻崩塌。而在我们的后半辈子里，每当我们再听到这首歌曲时，一股寒气也会不自觉的从脊背油然而生。谢谢了，您没有白费劲儿。

在这些以小孩为主线发展的恐怖片中，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固定的“道具”，《鬼水怪谈》采用的是 “假象朋友”的老套路数。当西西的母亲（珍妮弗-康奈利饰）试图跟西西交流时，这个小女孩说她正在和“娜塔纱”讲话。而在最近的《捉迷藏》（"Hide and Seek"）里——这部电影名本身就是个小孩子的游戏——罗伯特·德·尼罗饰演了一位深受精神创伤女孩艾米莉（最近风头一时无二、无所不在的达柯塔·芬妮饰）的父亲，艾米莉总是说这个房间里所有的凶杀案都是她的鬼魂朋友查理干的。

儿歌和童谣，想象中的伙伴，幽灵孩童，险恶的玩偶，都是这种“儿童恐怖电影”的常客，目前为止，应该有五部类似的影片了吧，当然，在这些影片中，这些东东只不过是一种线索，通过某种令人感到威胁和恐怖的方式在电影中得到表达——可是这种利用小孩物品达到恐怖效果而逐渐蔓延的流行趋势，才是真正让人觉得危险和担心的。

在过去的恐怖电影中出现的孩童形象才是真正让人觉得内心恐慌的，不像现在，都已经被用滥了。在詹姆斯·威尔1931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小女孩坐在河边，和邪恶的弗兰肯斯坦怪物一起采花玩。怪物看着花朵随河漂流而下，他突然间把所有的花朵都扔了出去……嗯，或许他在想那个女孩也一定会随河流飘走吧。这样就够了。

还记得1964年的总统竞选中，约翰逊总统的支持者们拍过的那部声名狼藉的广告短片《戴西》（"Daisy ad"）吗？短片中，在欢快的小鸟鸣叫声中，一个幼小的女孩漫步在小路中，一边天真地数着数字，“1，2，3，4，5，6，7，8，9”，而与此同时的是一个男人吟咏般的倒数数。女孩的眼睛慢慢变大，充斥了整个广告画面，在女孩的眼中，我们看到的是逐渐扩大、吞噬一切的核爆炸烟雾……

随后的几年中，这种使用孩子的童贞和无邪达成恐怖效果的方式颇受欢迎，人们也觉得颇为新鲜。早先我们看到的是1968年的恐怖片《魔鬼怪婴》（Rosemary's Baby），影片一开始是就是米娅·法罗哼唱着一首摇篮曲，1937年的《驱魔人》（"The Exorcist"）中，美丽可爱的小里根（琳达布·莱儿饰）给她的父亲留下了一盘女孩甜美声音的录音带——后来，她的声音就变的让人浑身起毛了，还有，1980年，至今让人记忆犹新的《闪灵》（"The Shining"），影片中，年轻的丹尼（丹尼·劳埃德饰）一直都有一个看不见的小伙伴，那个伙伴出现的时候，丹尼的食指就会开始颤抖，并总会用一种可怕的咕哝声说个不停，当你后来意识到，原来他一直咕哝的声音是“谋杀”时，你不自觉地会冒出一身冷汗。这一技巧可谓发挥的淋漓尽致。

还有《诅咒》（"Tarnation,"），乔纳森·卡乌特的自传体电影。它讲述的是导演自己的成长历程及其患有精神分裂症母亲的故事。从某个时间开始，一首儿歌般天真烂漫的歌曲慢慢变的让人心躁不安：他的母亲，雷妮，刚刚接受完一系列的电休克疗法，拿着一个南瓜，放声大笑着，肆意的一遍一遍地唱着“你来做南瓜，你来做南瓜，你来做南瓜……”。

当它有用的时候，它才有用。看出来了吧，那些曾经直刺我们心中最深恐惧的电影，和现在诸如《鬼水怪谈》和《捉迷藏》的影片的差别了吧，现在的恐怖电影根本没有创新，只不过多了些花哨的视觉效果，用某种纯粹想象出来的病态残忍刺激着我们的感观。别在用这些小孩子的事情来吓我们了，用滥了，兄弟，告诉你，这已经吓不到我们了，而是开始让我们感到被嬉弄和侵犯的愤怒。（王颖 编译）

女权主义先驱——玛丽·伍尔斯通克拉夫特

书评人：布伦达·马多克斯

VINDICATION: A Life of Mary Wollstonecraft
By Lyndall Gordon. HarperCollins. 562 pp. .95

《辩护:玛丽·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生平》作者：林道尔·戈登  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 562页   29.95 美元
宣称自己为某某领域的“开创性”人物，这种做法不仅太过招摇，而且极为危险。但是，女权主义始祖，玛丽·伍尔斯通克拉夫特在两个多世纪前发出的新女性宣言至今仍响彻耳畔。无论是阿比盖尔·亚当斯、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还是其他后来的女权主义者，无不尊其为先驱，受其惠泽。

当1792年玛丽·伍尔斯通克拉夫特写下《女权辩护》一书时，她已有33岁，但却还是处女之身。在目睹她挥霍浪费又酗酒无度的父亲粗暴对待并毒打她母亲之后，她曾发誓永不结婚。从15岁起，她就拒绝接受当时那个男性专制社会。

在当时的英格兰，妇女，连同其所有财产和孩子，都是其丈夫的私有财产。当时的妇女不能和丈夫离婚（除非国会做出离婚裁决），并且任何对丈夫的抗议都会给妻子带来危险——这些抗议会被轻易地驳回，而抗议的妇女则会被认为是得了癔病而受到惩罚。正如林道尔·戈登这本经详尽研究而写成的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的传记——《辩护：玛丽·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生平》清楚指出的那样：每一位身处18世纪的妻子都有被关进疯人院的危险。

然而，对于一位没有经济来源的单身女性，除了结婚，她还能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惟有去当学校老师、做有钱太太们的伴侣、家庭教师或者妓女而已。自学成材的伍尔斯通克拉夫特虽然得到不少好心肠又博闻广识的师友的帮助，还是摆脱不掉一般女人的命运，只是她没有沦落到当妓女的地步。24岁时，她开始尝试着自谋生计。当时的她满脑子卢梭主义思想，在一位阔寡妇的资助下，她与一位闺中密友在北部伦敦合办了一家女子学校，试图推行卢梭的自由教育理念。学校关闭后，她去了爱尔兰，当上了有钱的金斯博鲁家族的女家庭教师。这时，她开始写作她的第一部小说《玛丽》。但是，由于女主人金斯博鲁夫人对智力超群的她心怀嫉恨，伍尔斯通克拉夫特失去了家庭女教师的职位。此后，她得到一位名叫约瑟夫·约翰逊的伦敦出版商的赞助。这位出版商同意出版她的作品，还为她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找到了一个住处。有了出版商的资助，29岁的伍尔斯通克拉夫特下定决心靠她手中的笔杆子来谋生和补贴家用。

在约翰逊的社交圈子里，她遇见了世故的德籍瑞士裔艺术家亨利·富斯利。长相标致的伍尔斯通克拉夫特有一头蜷曲的头发，丰满的体型和梦幻般的褐色眼睛，但是穿着很普通。这使得富斯利为她取了一个“不修边幅的女思想家”的绰号。尽管这样，伍尔斯通克拉夫特还是迷恋上了有着“高贵灵魂的”富斯利，还提出搬过去与他们夫妇住在一起。就在她对富斯利的爱恋落空的这一段时期，她写下她的名著《女权辩护》。在这本既带来喝彩又招致非议的书中，她激烈抨击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女性在教育上受到的种种限制，这种压迫和限制使得女性沦落到“无知和依赖男人的”的地步。

被富斯利抛弃之后，她孤身一人奔赴巴黎，去亲自观察那场宣称要恢复女性“天赋”权利的法国大革命。然而，她在巴黎看到的根本不是一个自由的天堂，却是一个充满血腥和恐怖的屠场。她目睹了路易十六被遣送往国民公会。通过审判，国民公会后来把这位法国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她曾这样写道，生平中第一次，“我不敢熄灭蜡烛睡觉。”

在法国期间，她邂逅了富有冒险精神又有才智的美国作家，查尔斯·伊姆莱。她把童贞献给了他，并迷恋上肉体享受。不久，她就有了身孕，生下一个女儿。伊姆莱去了英格兰，并邀她前去。于是，伍尔斯通克拉夫特回到了英国，但伊姆莱根本就没来接她。绝望之余，她试图自杀，但未遂。无动于衷的伊姆莱随后指示她前去斯堪的纳维亚，为他找回一份子虚乌有的丢失的财宝。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的寻找当然是徒劳无功的。伊姆莱从来没有兑现过要把她们母女接过来一起住的诺言。他早就有了新欢。而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的斯堪的纳维亚之旅使她写下了一本书。她写给负心汉伊姆莱的许多至为感人的信件表明，一个女性主义者也可以同时是一个在涕泣中哀怨等待的女人。

最终，伍尔斯通克拉夫特回到了伦敦。在又一次的哭泣和等待之后，她选择了自杀，但还是未遂。此后，她遇见了其貌不扬的哲学家和激进的社会改革家威廉·戈德温，两人渐渐产生了爱情。尽管这一次的爱恋已不再是单纯肉欲的，但很快，伍尔斯通克拉夫特又一次怀孕了。戈德温表现出了正派作风，他娶了伍尔斯通克拉夫特为妻，尽管此后两个人并没有住在一起。但是老天偏偏对女人这么不公道。38岁的伍尔斯通克拉夫特因产后血中毒而离开人世。

敢于开拓又有深厚学术功底的戈登通过她的传记证明，人们对传记作家常有的怀疑——“我们真的还需要另一本某某的传记吗？”是纯粹多余的。此前，已有许多人写过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的传记了，其中有克莱尔·汤姆林森写于1974年的开创性作品《玛丽·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的生与死》。戈登的这本不落窠臼的传记把这位早期女权主义者置于法国大革命和美洲革命的宏大时代背景中，来加以研究。伍尔斯通克拉夫特在大西洋两岸所目睹到的一切，驱使她为女性权利和女性的独立发出呐喊，同时她也呼吁人们终结“万恶的奴隶贸易”。

另一位作家古德尔写的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的传记，拖泥带水，主次不清，还经常写跑题，尤其是写伍尔斯通克拉夫特北欧遭遇的那些篇章，应该大大删减。古德尔的书中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关于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的身后影响，她死后的声誉以及她两个女儿的情形，这点倒还可以理解。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的第一个女儿22岁时自杀身亡，原因是她认为没有人想要她。她与戈德温结合生下的女儿，也叫做玛丽，后来成为诗人雪莱的夫人。玛丽·雪莱后来写下了著名的《弗兰肯斯坦》（最早的科幻小说）。

而戈德温，依照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的临终遗言，是“一个世界上最好、最仁慈的男人”，反而说了一些令她的反对者感到快慰的话。在他的《回忆<女权辩护>作者》一书中，他称其已经亡故的妻子为天才，但同时，把伍尔斯通克拉夫特说成是一个沉溺于婚外恋情的女人。

戈德温的说法使她在死后不断遭到后人的攻击。罗伯特·布朗宁就曾经在诗作中诽谤过她。女权主义者们也一度疏远她，因为担心她放纵的形象会破坏她们的女性主义事业。即便是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他曾把伍尔斯通克拉夫特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通读过两遍，也在笔记中将她称为“这个疯狂的女人”。

但实际上，她一点也没有疯，她只是太过勇敢了。她的勇气，一如她的雄辩，至今仍难有人相匹敌。“该是在女性举止言动方面兴起革命的时候了，”她在《女权辩护》中写道，“该是归还女性尊严的时候了——同时，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身为人灵一份子的女性也要努力改进自身。”（李海 编译）